春节前夕，我跟随丈夫，回到了他的家乡，一个叫“回龙寺”的小村。

清晨，太阳在薄雾中欲语还羞。二哥今天要杀年猪，信佛的父亲早已躲了出去。杀猪匠黑瘦精干，背篓里装着全套行头，已经端坐在堂屋吃起了早饭。二嫂照例是不上桌的。头天晚上下了点雨，鸡鸭们在稀泥里争抢着谷粒。圈里几头黑猪哼哼叫着，拱食着热腾腾的潲水。大哥在县城教书，几年前已经买了房。他的女儿正上高二，文静娟秀，因为无法忍受娱乐设施的匮乏，回村的当天就坐上了返城的客车。二哥二嫂今天都很高兴。在深圳打工的女儿回来了。女儿读完了计算机职高，在厂里找到一份文员的工作，还带去了17岁的弟弟。弟弟只上到初中，在车间上班，因为刚去，没有回家。堂弟大凯来帮忙杀猪了。他也在外打工，回来过年。他和丈夫是一起长大的“开裆裤”朋友。十年前，丈夫还在成都上中专，他已经在沈阳打工，不时寄点钱周济一二。十年间，他娶了妻，有一个留守儿童的女儿。他还生了一个儿子。因为脑瘫，在花掉他三万多元的积蓄后，刚刚满月就被遗弃在医院的长凳。他的妻子又将临产。他欣慰地说，这次作了产检，没有问题。几个人用身体使劲压着猪，杀猪匠摸出雪亮的长刀，大叫着拿盆。血流了出来。二哥笑盈盈地和大凯把猪抬到屋后，那里早已烧好了一大锅热水。烫毛刮皮、开边分膛，二嫂将一包食盐倒进肉盆，这将是一家人一年的荤腥。

快到中午，姐姐和姐夫来了，抱着他们两个月大的女儿。十岁的大儿子随同妈妈，刚刚结束留守的生活，到了姐夫打工的城里。姐姐说，还得花几千块钱给超生的小女儿上户口。虽然比城里人过得差些，但总比农村强。

年饭开席了。男人们觥筹交错，红光满面。二哥掏出手机给儿子打电话：“我们吃年饭了，闹热得很。你在外面要把生活安排好”。大哥高举酒杯：“老二，我和兄弟都在外面，老父亲你就多费心了”；大凯对二哥说：“过了年我又要出去，弟媳妇在家，劳烦哥看在我的面上，多帮衬帮衬”。

阳光温暖地洒进院子，阴影里的地面依然有些泥泞。十年前大凯和姐夫就作为农民工进了城，十年后他们依然在别人的土地上耕耘未来。他们还有没有梦想？我不知道。农村只剩下老人和孩子，少年们作为第二代农民工已经踏上征途。他们在腊月回乡，正月启程。他们夫妻远隔，骨肉分离，用血汗换回农药化肥，换回老人治病的钱，超生孩子的钱。他们淳朴善良，也不比城里人笨，却只有少数人在付出比城里人多得多的努力后，能够在城里扎下根来。教育部已经宣布所有农村中小学校免收学费，我真希望，能有更多的少年在念完高中，有了一点知识和技能的储备后进城打工。城里的政府、街道、社区，甚至工厂，能不能多开办一些民工夜校，提供一些培训？只有提高农民自身素质，打工才不仅是谋生的手段，更是积累智慧和财富的途径。只有帮助农民自身成长，城乡差距才能逐步缩小，我们才能迎来真正意义上的新农村。

落日的余晖里，父亲佝偻着腰出现在村口，身后是一座系着红布的土地菩萨。大凯的女儿正在那儿写作业，她的名字叫龚作。

（作者系四川雁江供电有限责任公司团总支书记）